一本发黄的教室日志

　　在我为数不多的“收藏品”中，有一本发黄的《教室日志》。
　　《教室日志》封面是牛皮纸，正中几个黑体字，下端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”。
　　这本《教室日志》跟随我整整30年了。说起它的来历，不得不提到30年前在学校机务系统开展的那场“学文化”活动。
　　1976年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先是“抓纲治国”，紧接着是“真理标准”的大讨论，人们从过去“突出政治”的空谈中走向务实，开始认真地抓生产、搞建设。那时学校还处于军队体制，飞行任务不多，基本上是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，业余时间很充裕，于是上面号召学文化，把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损失夺回来，弥补文革带来的“知识饥荒”。
　　记得那是1979年春节期间，部队放假3天。这年，我放弃了回家探亲的机会，让母亲从重庆过来团聚。一天，机务大队的副大队长王天全把我和二中队的刘尚明（我的高中同学）喊到他办公室，给我们交代了“当文化教员”的任务。那时单位上除了穿“四个兜”的职工外，穿“二个兜”的义务工大部分都是初中生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小学生，机务大队像我们这样的“文革高中生”屈指可数，自然就是“宝贝”了。不管肚子里有没有“货”，是否名副其实，至少名誉上是高中生，在大家眼里还是有点“份量”。基于这种考虑，领导就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们了。
　　自己有“几斤几两”各人晓得，我们不免心头发虚，就推卸了起来，理由嘛无非是“诉”文革之“苦”，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学到啥子东西，害怕上不好。可领导态度坚决：“莫得啥子说头，我们研究决定了就是你们两个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有困难自己克服，你们先自学嘛，不要怕！”看来是推不掉了。
　　我和刘尚明在广汉校部开了二天会，受领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还各自带回来两本书《代数》、《几何》。学校领导交代，你们回去后先用这套书备课，等教材全部印刷出来了就发到各团（分校）。
　　从校部回来，我和刘尚明不敢怠慢，一头扎入备课之中。说实话，我的数学本来就“不咋的”，这下安逸了还要给人家讲课，可开不得玩笑哦，不说讲多好嘛至少不“开黄腔”噻。赖是赖不脱了，硬着头皮上吧。好在中队领导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，把我们从政治学习和其他事务中解脱出来，集中精力备课。根据领导安排，暂时只学《代数》，从内容上看属于初中水平，不算太难。我们一边自学一边备课，就像啃甘蔗，剥一截吃一截，等备好几课后才开始正式上课。
　　没有专门的教室，我们三中队（现定检队前身）几十号人就集中在俱乐部里，中队指导员罗恩尧亲自当班长压阵。教材发下来了，每人一套还剩了不少。每天上课之前照样点名，“科目名称”和“课时”就记录在这本长方形的《教室日志》里，并由教员签字，下课后还要完成作业。实际上在老职工里面有不少“人才”，他们都是50－60年代的学生，数学水平相当高，让我感觉压力很大。
　　刚开始那阵子，三中队就由我一个人上课。后来，在团里生产组劳动的吴开益老师（现是广汉校部子弟校退休老师）也来帮忙，多一个人我就轻松多了。吴老师不仅给大家讲课本上的内容，还增加了不少东西，很多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。我记得在学“因式分解”的时候，他给大家讲了很多解题技巧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由衷地佩服他深厚的数学功底，我们这些“土”教员也从中受益匪浅。于是，《教室日志》上自然就有了吴老师的签名。
　　那时我才学会骑自行车不久，还不是很熟练，只在机场空地上“耍威风”，不敢上公路。一天，吴老师说新津县教师进修校在讲数学课，他希望我们也去旁听。我说：“我还不敢骑车上路。”他说：“那好办，我和刘尚明保护你。”于是，吴老师在前，刘尚明殿后，我居中，“三人车队”向新津县城出发了。第一次骑车上路不免有些紧张，双手把车龙头攥得死死的，不一会就手心冒汗。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，尽管“首航”有点紧张，倒也平安抵达进修校。这就是我第一次骑车上路的经历。
　　后来，我们无线电组的特设师谢旦生也加入进来，“教师队伍”扩大为三人，“学文化”活动也一直持续到81年，因为大批义务工复员等原因，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少，只有我们特设分队的十来个人坚持到最后。从82年起，国家推行“补课”运动，凡文革期间的学历概不作数，必须参加统一组织的“补课”学习，经考试合格重新颁发毕业证，我们的“自学”活动就此中止。经过两年业余时间断断续续的学习，我的数学还是填补了不少“空白”，收获是“大大的”。82年下半年，我去广汉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中专学习，又狠狠地“补”了一把。
　　学习结束了，这本《教室日志》》却被我保留了下来，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。□拓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