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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为数不多的“收藏品”中,有一本发黄的《教室日志》。
《教室日志》封面是牛皮纸,正中几个黑体字,下端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”。
这本《教室日志》跟随我整整30年了。说起它的来历,不得不提到30年前在学校机务系统开展的那场“学文化”活动。
1976年“四人帮”垮台后,先是“抓纲治国”,紧接着是“真理标准”的大讨论,人们从过去“突出政治”的空谈中走向务实,开始认真地抓生产、搞建设。那时学校还处于军队体制,飞行任务不多,基本上是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,业余时间很充裕,于是上面号召学文化,把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损失夺回来,弥补文革带来的“知识饥荒”。
记得那是1979年春节期间,部队放假3天。这年,我放弃了回家探亲的机会,让母亲从重庆过来团聚。一天,机务大队的副大队长王天全把我和二中队的刘尚明(我的高中同学)喊到他办公室,给我们交代了“当文化教员”的任务。那时单位上除了穿“四个兜”的职工外,穿“二个兜”的义务工大部分都是初中生,还有为数不少的小学生,机务大队像我们这样的“文革高中生”屈指可数,自然就是“宝贝”了。不管肚子里有没有“货”,是否名副其实,至少名誉上是高中生,在大家眼里还是有点“份量”。基于这种考虑,领导就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们了。
自己有“几斤几两”各人晓得,我们不免心头发虚,就推卸了起来,理由嘛无非是“诉”文革之“苦”,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学到啥子东西,害怕上不好。可领导态度坚决:“莫得啥子说头,我们研究决定了就是你们两个,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有困难自己克服,你们先自学嘛,不要怕!”看来是推不掉了。
我和刘尚明在广汉校部开了二天会,受领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,还各自带回来两本书《代数》、《几何》。学校领导交代,你们回去后先用这套书备课,等教材全部印刷出来了就发到各团(分校)。
从校部回来,我和刘尚明不敢怠慢,一头扎入备课之中。说实话,我的数学本来就“不咋的”,这下安逸了还要给人家讲课,可开不得玩笑哦,不说讲多好嘛至少不“开黄腔”噻。赖是赖不脱了,硬着头皮上吧。好在中队领导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,把我们从政治学习和其他事务中解脱出来,集中精力备课。根据领导安排,暂时只学《代数》,从内容上看属于初中水平,不算太难。我们一边自学一边备课,就像啃甘蔗,剥一截吃一截,等备好几课后才开始正式上课。
没有专门的教室,我们三中队(现定检队前身)几十号人就集中在俱乐部里,中队指导员罗恩尧亲自当班长压阵。教材发下来了,每人一套还剩了不少。每天上课之前照样点名,“科目名称”和“课时”就记录在这本长方形的《教室日志》里,并由教员签字,下课后还要完成作业。实际上在老职工里面有不少“人才”,他们都是50-60年代的学生,数学水平相当高,让我感觉压力很大。
刚开始那阵子,三中队就由我一个人上课。后来,在团里生产组劳动的吴开益老师(现是广汉校部子弟校退休老师)也来帮忙,多一个人我就轻松多了。吴老师不仅给大家讲课本上的内容,还增加了不少东西,很多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。我记得在学“因式分解”的时候,他给大家讲了很多解题技巧,让我们大开眼界,由衷地佩服他深厚的数学功底,我们这些“土”教员也从中受益匪浅。于是,《教室日志》上自然就有了吴老师的签名。
那时我才学会骑自行车不久,还不是很熟练,只在机场空地上“耍威风”,不敢上公路。一天,吴老师说新津县教师进修校在讲数学课,他希望我们也去旁听。我说:“我还不敢骑车上路。”他说:“那好办,我和刘尚明保护你。”于是,吴老师在前,刘尚明殿后,我居中,“三人车队”向新津县城出发了。第一次骑车上路不免有些紧张,双手把车龙头攥得死死的,不一会就手心冒汗。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,尽管“首航”有点紧张,倒也平安抵达进修校。这就是我第一次骑车上路的经历。
后来,我们无线电组的特设师谢旦生也加入进来,“教师队伍”扩大为三人,“学文化”活动也一直持续到81年,因为大批义务工复员等原因,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少,只有我们特设分队的十来个人坚持到最后。从82年起,国家推行“补课”运动,凡文革期间的学历概不作数,必须参加统一组织的“补课”学习,经考试合格重新颁发毕业证,我们的“自学”活动就此中止。经过两年业余时间断断续续的学习,我的数学还是填补了不少“空白”,收获是“大大的”。82年下半年,我去广汉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中专学习,又狠狠地“补”了一把。
学习结束了,这本《教室日志》》却被我保留了下来,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。□拓夫